而当下行朝在内外的夹击下依然危机重重，正处于调整和变革时期，必然会涉及到一些人的利益，官媒的封闭运行，必然导致公众更愿意相信在小报上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，转向以小报为主的民间舆论场。在现实的舆论生态中，由于生成机制、解读理念和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，由传统官媒营造的“官方舆论场”，与草根民意在新媒体平台自发形成的“民间舆论场”往往产生意见分歧，这必将导致两个舆论场在互动中存在碰撞和摩擦。在舆情的发酵和蔓延过程中，甚至会形成对抗与割裂。

特别是变革发展中的的特殊时期，诸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舆论热点爆发的动因，尤其是在当前重大突发事件频发的时间段，最易造成两个舆论场的脱节。不过赵昺作为曾经网络上的活跃分子知道一个规律，在理论上作为传播主体的新媒体用户，都有同等机会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，但考虑到个体之间的知识和能力差异，新媒体用户同现实生活中的公众一样，绝大多数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话语权掌握在少数“意见领袖”手中。

所以赵昺意识到办报不仅有表达朝廷立场和观点，赢得话语权，以达到新闻管制及维护政府形象的目的。另一方面能有效的引导舆论，消耗百姓的不满情绪，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。且肩负着启发民智，揭露敌方阴谋，澄清事实真相，减少朝廷的负面形象，调动百姓的同仇敌忾的抗敌意识。

“看来休息日又泡汤了，皇帝命苦啊！”赵昺想到此事刻不容缓，必须要赶紧做起来，否则等小报盛行起来，人们一旦形成了阅读习惯，再想夺回这块阵地就不是打个冲锋那么容易了。说着便铺开纸张，提笔制定计划，嘴里还不住的抱怨，却忘记了刚刚还感叹当皇帝的好处多多。

赵昺知道内容永远是媒体生存的根本，是决定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。邸报毕竟已经存在几百年，虽然除了官方衙门并没有多少人去看，但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到的，那需要到了一定级别和地位的。所以在民间百姓心中还是有一定地位，并具有神秘性的，若是向民间开放发行起初的销量是不成问题的。

不过邸报毕竟是朝廷的喉舌，总不能刊登一些娱乐化和低俗的东西，而是要继续保持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。可要想长久保持就必须在内容上有所改变，否则仍将被抛弃。只靠发布些政策法律、施政方针及官场的除授别说对普通民众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，就是官方也兴趣寥寥。

所以邸报要变内参为对外发行，赵昺以为在内容方面做出改变。其主要功能依然是宣传行朝的主张和施政方针、政策法规，并对此进行解释；其次反映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情况、经验和问题；介绍先进人物，表彰好人好事；阐述和讨论政策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；报道经济、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建设成就，以及外界的新情况；同时反映普通民众的呼声和要求，传播百姓关心的各种信息。

赵昺将邸报的受众定位于官方衙门、各级官员和士人集团、商界及乡绅胥吏，并向普通的民众阶层逐渐扩散。当然一定要维护其权威性，在舆论产生争论或发生重大事件时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。而作为官方的宣传机构自然是不能指望它盈利的，且要做好亏本的准备。

对于官报赵昺打算依然以进奏院人员为机构主体，邸报为基础进行改版。名字就叫《帝国朝报》，‘帝国’即表明了报纸的身份是官报，代表的朝廷的声音。而沿用‘朝报’除了接地气外，朝字既可以解释为早晨，说明报纸的及时性和即时性，又可以解释为充满朝气和生机。

赵昺对官报的改变做出了规划，并制定了发展的方针，内容上提出了要求，具体怎么操作就是底下人的事情了，当然还得和朝中重臣们进行商议，才能拿出具体方案。而当下他还想自己再办份报纸，不过这份与官方不沾边，因此自由度要大一些，受众定位于上至朝廷重臣，下至贩夫走卒，连居于深闺的小娘子们也爱不释手。

纸媒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走上了末路，沦为将要被淘汰的地步，不过也让作为经历过纸媒辉煌到没落的赵昺深知其中的套路。

报纸要好看，吸引人，不仅内容通俗，娱乐性强，且要紧抓社会热点。但是要俗而不淫，透露着文雅，不能靠恶俗吸引人；对社会热点不能擅自臆断，要在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。最大限度地在信息采集核实、分析解读等方面优势发挥出来，且对事件进行全面把握，慎重而缜密地报道事件，尤其是对公共事件发生中产生的不实传闻要及时进行澄清发布，不漏掉任何可能引发人心动荡的消息，对发展动态要不间断地进行报道和追踪。

其次，在传播上注重快捷精简。多生产精准短小、鲜活快捷、吸引力强的信息，在传播中抢得先机，努力抢占第一落点，丰富报道方式，把报道内容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。再次，在服务上要注重分众化互动化。根据读者的不同需求，有针对性地生产特色信息产品，做到量身定做、精准传播，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度。

同时要主动搭建互动沟通平台，在互动中参与传播，给普通百姓话语权，以释放郁结情绪，减少心中的不平，提高引导的实效性。而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，打开了知名度，那么钱也就自动送上门来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