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王应麟离开后，王德发现小皇帝脸色尽管平静，依旧坐在案前批阅奏章，但是久久未语，半天也未写下一字，而手中的朱笔已经被折断。他知道陛下在极力压制自己心中的怒气，也不知如何劝解，只是摆手让内侍们悄悄退出去，然后掩上门侍立在旁，这才听到陛下吐了口长气，殿中也传来了其踱步声……

赵昺深知自从人类建立王朝后，皇权确立，历朝历代皇权和相权就像一对冤家般相辅相成，相爱相杀，此消彼长，两者间的争夺从未平息。但是无论是改朝换代，还是政治革新，都未曾出现过废除‘丞相’之制，一直相伴相随。

在历代中，赵昺知道相权最盛的时代，莫过于西汉初年，也是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的时期。彼时三公高官，全部是功臣列侯担任，丞相开府，总领一切政务，皇权对行政的干预，只能限于在一个顶级功臣列侯的圈子里更换人选，也就是丞相的人事免职。

直到汉武帝时代，其才通过不断地掺沙子、扔石头，重用外戚、设置大将军、大司马，逐步平衡、侵夺，最终行政权力才拿回到刘氏皇帝的手中。这种政治形态，就是最高既得利益集团和皇族的结盟，互相制约决定的关系。

另外一种形态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士族体系，这些士族形成了一个“小圈子”，小圈子的舆论和人才供应，对皇帝的权力形成制约，但是论权势，皇帝作为最大的“势族”，拥有更大的自主权，可以任命自己中意的“圈外人”担任宰相。如此也就形成了“群相制”，不再是独相了。但“群相”仍是相，比如门下省就有封驳诏书的职权，台谏官也会对皇帝的行为进行道德规劝和约束，用风评、舆论来限制皇帝。

到了唐朝皇权得到了扩张，无论是从上述的文治绕过台省，还是在军事力量上，皇帝直接控制的北衙禁军的扩张，直到中晚唐，内廷宦官把持的枢密院权势甚至压倒了南衙的宰相们。这种形态，其实是分庭抗礼式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当然，皇帝如果不在乎这些，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“硬来”，比如武则天之后不断加强的“翰林学士”等制度，就是独立于原本的台省官员体系的建构。

等到了宋朝，赵匡胤一句‘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’，便将皇帝的权力大部分让出，形成了皇帝完全是依赖文臣行政，宰相对于皇帝的指令，完全可以通过程序让他无法执行，皇帝也没有别的渠道来行使他的权力。这种形态是依赖，文臣是主导皇帝的。知道宋神宗元丰改制才通过制度打压相权，皇帝的日子才好过些。

当赵昺来到这个时代后，他就意识到皇权基本已经丧失殆尽，皇帝也不过是仪式上的泥胎。现有陈宜中把持朝政，后有张世杰控制朝野。即便在他为了避免残宋朝廷走向分裂，形成南明政权群王争斗走向灭亡的局面，而不得不忍辱负重继承了皇位时，形势依然十分恶劣，处于随时被废黜的状态。

好在赵昺在崖山之战后力挽狂澜，又有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属下，此消彼长之下才让局面稍有改观，但是也仅获得些话语权而已。为了获得权力，他只能不懈的与文臣们周旋，不断的壮大自己以争取更多的权力。且赵昺知道‘相制’并非没有被取代的时候，后来的明朝就是如此，起码在朱元璋掌权的时代，就被取消，形成了新的内阁制。

因此赵昺在争斗中开始有意仿效，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朱元璋那么大的权力，可以通过大清洗整顿朝纲，但不妨碍自己利用形式和矛盾逐步收回权力，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。在权力得到巩固，这期间他并非没有想到过废除‘相制’，清除这个处处擎肘的绊脚石。

而朱元璋之所以要重新定义皇帝和皇权，同样是有感于皇权受到了制约。在明初，中书省是国家的执政中枢，由丞相直接管理、统辖六部。这个制度起源于汉代中书令，唐代定为中书省，后来几经变动，直到明初。中书省在唐宋时期，权力就已经非常之大。

所以朱元璋首先就拿中书省开刀，比如著名的“两份关白，一份给皇帝，另一份给丞相”。这里的关白指的是官员们呈给皇帝的相关报告。可是每天呈上的关白太多，皇帝也看不完，所以一些不重要的关白就由丞相以及中书省给直接答复了，皇帝只需要处理比较重要、比较棘手的就行了。

这其中丞相就可以先于皇帝私自审阅官员的奏章，并及时将不利于自己的奏章拿掉，使皇帝无法了解所有情况，又蒙在鼓中而不自知。而此等事情当然是一个有为皇帝不能容忍的……